摘要：这里涉及诸多不同类型的诽谤言论，但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最为重要的其实是诽谤官员的言论。 ...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国家法与民间法之理性互动模式的价值取向应是什么呢？ 这里首先涉及我国法制建设的目标问题。羞愧和愤恨之下，这个青年妇女跳河死了。
民间法的习惯沉淀属性决定了民间法在其作用范围内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并且可以说是其作用范围内法律文化构成的主要要素(特别是对于那些传统保留较好的社区或行业来说)。我们在上文中曾经引用过绩溪《仙石周氏宗谱》之《家法》卷中关于家法与国法比较之间关系的文字，该文字云：家法治轻不治重，家法所以济国法之所不及，极重至革出祠堂，永不归宗而止。确定了这两个原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理性互动模式时应注意如下几点：第一，不要忽视民间法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正面作用，更不应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为借口来消灭民间法，相反应注意充分运用民间法所创设的各种积极资源。透过这两部电影，我们看到，当正式的国家法律来到西部乡土社会之后，西部地方性的法律就处于一种极其艰难的局面。经过种种努力，最后在一位律师的帮助下，上级派来了公安人员调查，发现该村民受到了轻伤害（但不是下身受到伤害），应当受到治安处罚。
这一规定明显与国家法相抵触，即捶杀之刑罚裁定权和执行权在国家(包括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地方官府)，作为非正式国家组织的宗族是无权规定对某人释以捶杀刑罚的。然而，获胜并非全然意味着成功，其中所暴露的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伍绮剑论述了法院院长对于司法决策的至关重要的正式影响（Woo ，1999：102-103），而我认为院长的非正式影响至少是同样强烈的。
不同机构人员数量的变化也很值得注意。清河法院行政审判庭在1990年的建立也伴随着同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清河法院的情况在我国法院系统里绝对不是一个例外。除了法院正式组织结构的断藕，法律程序和法律知识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也会被各种各样的非正式力量所影响。
然而，如塞尔兹尼克在关于组织结构与决策所受外部影响的经典研究中所述，对外部影响的正式吸收（formal cooptation ）④「在组织社会学里，吸收（cooptation）的概念是指为了避免外部影响对组织的稳定或者存在的威胁，而在组织的领导或者决策结构中吸收新成分的过程（Selznick，1966）。与20世纪60-70年代"法律与发展"（law and development）的语境下西方国家对法律教育和法律研究的输出不同，全球化语境下的法律移植是直接输出以"法治"（rule of law）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Dezalay Garth，2002），而这些制度的接收者也由殖民地国家扩展到几乎所有处于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内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二）司法组织的结构变迁 司法制度移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司法组织的结构变迁。这种对基于合法性的多元现象的研究，将突破法律多元理论对"法律"秩序的前提假设，使在法律社会学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法律-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的界限进一步变得模糊。我国法院通常采用的是所谓"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双方当事人分别讨论纠纷的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常常利用其判决的权力来向当事人分别施加压力，以促成调解——这便是所谓的"以判压调".我国的许多法官、律师和学者都认识到这一方式违背了调解的公开和自愿原则，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在实践中这常常是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的惟一有效方式。人民法庭较低的判决率事实上体现出农村地区较县城更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
同时，由羊绒经销引发的经济案件往往很难执行，因此人民法庭面临着日益艰巨的执行任务。苏力认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艰难的一个内在原因，便是以中国传统法律为基础的中国民间法律对以欧洲法律为模式的法制的一种抵制，而对于国家制定法与社会的其他规范性秩序的互动关系的法律多元研究，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有效性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角度和解决办法（苏力，1993）。」清河县20年来社会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县法院民事审判庭与人民法庭判决率的显著差别，意味着这两个不同机构在巨大的制度变革之后仍然保持着它们传统上的运作逻辑，而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组织理论中所述的"组织惯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Stinchcombe ，1990），虽然这一惯性与在组织分析中被广泛讨论的"结构惯性"（Hannan Freeman，1984）有所区别。
这便清晰地显示出司法组织的符号化意涵，即创造一个能够像西方国家的法院那样制约政府机关权力的司法系统的外观。当事人的预期事实上反映了当地居民对于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态度。
正式吸收与非正式吸收的区别在于吸收是否导致了组织内部正式制度的变化。这样的司法实践要求法官与本地的社区具有紧密的联系，于是法官的本地化便成了基层法院的必然选择。
中国法院20年来的结构变化有两个突出特征：第一，法院内部组织分工的细化。其次，与经济相关的民事借贷、债务等案件的数量也随之明显增长，甚至连离婚案件的数量在1994-1996年间（平均每年27513件）也比1982-1993年间（平均每年13511件）有了显著增长无论是中国的立法者还是法律学者（例如Cai ，1999。【注释】 *本文的初稿是作者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本科毕业论文，论文的写作得到了我的指导老师贺卫方先生的关心和指导，苏力、李猛、赵晓力、渠敬东诸先生的授课也都对文章最初思路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在此谨致谢意。清河县是华北地区一个传统上以农业为主的县，而羊绒业的发展也使清河县的经济增长能够体现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区的发展过程。于是，清河法院的司法过程便成了一个复杂的组织和政治过程，具有各种不同权力的多重主体（院长、副院长、庭长、其他法官、上级法院等等）都有可能对这一过程施加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中，清河法院也像全国各地的法院一样被"砸烂"，直到1978年才恢复建院。与此相对，我国的调解制度正是在20世纪30-40年代解放区的人民法庭里发展起来的（McAleavy，1962）。
在这一节里，我将以这22年里清河法院的人员增长和组织结构变迁为例，说明制度移植对基层法院内部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于是，繁重的工作量和来自乡镇政府的控制都使清河县的人民法庭制度面临必须变革的迫切境地。
【关键字】法律移植/合法性冲突/基层司法/本土化/符号化 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与20世纪60-70年代"法律与发展"（law and development）的语境下西方国家对法律教育和法律研究的输出不同，全球化语境下的法律移植是直接输出以"法治"（rule of law）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Dezalay Garth，2002），而这些制度的接收者也由殖民地国家扩展到几乎所有处于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内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苏力关注的同样是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法律所表现出的现代性问题，但他似乎更重视对现代性张力的揭示（或者说感受），而并未深入分析这种张力在中国法律制度中持续存在的原因及其在法律运用中的表现。中国法官的日常司法工作与他们的正式角色经常只有松散的联系，而案件的司法决策过程要受到司法机构的历史沿革、行政干预以及本地居民的法律意识的影响。这两个中心法庭分别位于有"羊绒之乡"之称的杨二庄和摩托拉线集散地王官庄，这是清河县东西的两个经济发展区，从地理位置的选择上可以看到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考虑到中国传统上并没有专业化的法官（贺卫方，1998c）或者正式的法律职业（Macauley，1998），这一改革无疑体现出了对西方法治传统的遵从。
梁治平，1997，《乡土社会的法律与秩序》，收于王铭铭、王斯福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我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
显而易见，刑事案件的审理要与本地社区保持距离，而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任何调解的余地。更多拥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人员进入了法院系统。
他们除加强对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学习外，还积极宣传法律，组织行政机关法律培训，增强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麦宜生正确地指出，传统上中国的法院倾向于在民事案件中尽量多地采用调解程序。
审判委员会事实上是一种对合议庭外部影响的正式吸收过程，而我对清河法院的调查显示，基于行政级别制度的非正式影响对审判过程中正当法律程序的损害要比审判委员会大得多。研究中国法律的现代性问题，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就在于质疑那些简单地认为法治的形成主要依靠国家法律体制的完善，或者认为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法治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在中国的法学研究以及许多公共法律话语中已经近乎成为一种潜意识。【摘要】这是一项对于中国河北省一个基层法院的个案研究。Zhang ，2003：75-80），但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司法人员的教育背景和法律专业培训事实上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贺卫方，1998a ，《二十年法制建设的美与不足》，《中外法学》第5期。而对尚处于襁褓中的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而言，本文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上述这些理论或是经验层面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一些对于研究中国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有所裨益的新问题和新视角。
③「苏力在一篇文章的附录中曾论及这一问题（苏力，2000a ：54-60）。一方面，国家通过对全球化的"法治"理念的积极回应维持其合法性，经过法律移植的国家法律成为了接受这些理念和原则的符号。
撤诉是指当事人或其代理人不经过法院的调解而在庭外达成和解，或者原告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撤回起诉。清河法院的人民法庭设置同样如此，恢复建院以来设连庄、油坊、葛仙庄、坝营、王官庄5个人民法庭，分别设在上述5个乡镇。
